达达里昂

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than this.

趙越勝在《燃燈者》這本書中,回憶了自己的三位亦師亦友的人生夥伴。輔成先生、劉賓雁、唐克是三個人生軌跡全然不同的人,都在現實引力過於沈重的歷史年代,從自己的愁思或苦難之中,讓作者抬頭看到了永恆的真善美,用作者在文末的跋中所說的話,即,指明破暗:

佛家常以燈喻指明破暗,以宣佛法,故《五燈會元》中說「是知燈者,破愚暗以明斯道」。而燃燈者,即指明破暗之人。賓雁和輔成先生是我的「燃燈者」,唐克兄弟亦是我的「燃燈者」,是他在我只知道政治口號的時候,教我歌唱。

書中的三位先生都是純粹坦誠的人,輔成先生對真理的不懈追求,賓雁對民族痛苦的感同身受,唐克對自由生活的浪漫執著。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,是劉賓雁在經歷下放批鬥後,依然可以在觀察到民族精神稍有蘇醒時,興奮地說「越勝,我看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。」受苦之人的家國情懷,顯得尤為珍貴。賓雁是有大愛之人。

在讀書過程中,我一直在思考一個詞——「妥協」。這三個人在人生中都有妥協,輔成先生在局勢險惡時避世向學,賓雁雖心系家國但也接受了流亡的命運,唐克曾旺盛地追逐著自由但也選擇承擔了家庭的壓力,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成為一個純粹的、知行合一的人。也許在外部環境無法靠個體改變的時候,妥協重要的不是放棄了什麼,而是自己保留了什麼。這有些像忒修斯之船,我們每次置換一部分船的零件,等到有一天,這艘船上的所有部件都被換了一遍,那麼,它還是原來那艘船嗎?這個方向性的問題,是我之後在做選擇時,需要去考慮的。

而回顧自己的生活,我也曾有幸遇見這樣一位燃燈者。

之前大三在廈門理工交換時,選了一門自認為實用性極強的商務英語寫作課,選的目的也只是工作上的效用。直到開學第一課,譚繼鏞教授在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後,首先給我們朗讀了羅伯特·弗羅斯特《未選擇的路》。我心中在聽到他第一次讀時的新奇,在他緊接著讀第二遍時轉化為莫名的感動,這種突然凌駕在功利性之上的詩歌之美,讓我自慚形穢。

後來,這成為了一個課堂慣例,每節課的第一個環節都是讀詩。我已經記不清之後的詩歌名字了,但是第一節課的震撼,在我看似嚴絲密合的緊張人生規劃中敲開了一個缺口,讓光照了進來,譚教授和我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。

到了課程臨近結束,譚教授給我們佈置的結課作業竟然是——寫一份自己的自傳!這個作業到目前為止,都是我接過最特別的了,其他的作業或工作上的任務,都是為了向外解決問題的,只有這次是向內的。我也是在圖書館乾坐了幾個下午,才接受了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人生,似乎沒有太多可以記錄到自己自傳裡面的境況。這個現實讓我沮喪的同時,它依然在之後的幾周內,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,能在那個只有旺盛精力的年紀嘗試和自己對話,強迫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、人格來源和未來導向,從而更深刻的理解什麼才是有價值的事物,並進一步思考自己要如何追尋它。

剛剛翻出那篇我從Coldplay抄了題目寫的自傳——《生命萬歲》(Viva La Vida),果然現在也需聚集相當的勇氣和耐心,才能忍受者當時自己的笨拙和幼稚讀完。不過現在看來,這確實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,讓我決定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,並對它負起全部責任。而這一切,都始於譚教授點燃的燭火。

之後我到北京工作不久,我有次正好路過廈門,想著再找譚教授聊聊。譚教授知道我想請他吃個飯,結果找了家麥當勞,我們坐在對窗的位置,看著遠處的海,聊了起來,關於我剛步入社會時的一些困惑,和關於未來的打算,還有譚教授自己的生活。那是記憶中廈門最安靜的一個下午。

再之後,譚教授到波蘭任教,我們就沒再見過面。但我們還是一直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,我也在節日時時常問候下譚教授。當我遇到一些自己困惑的問題時,我也會聽聽譚教授的意見,而他也在解答之余,還一直提醒我要不斷學習和進步。讀到輔成先生後期對越勝類似的期盼,感覺先生們對弟子的期待終歸是樸實又真誠的。

如今,在匆匆忙忙的工作後,我偶爾會想起,譚教授在第一堂課上讀完《未選擇的路》時,刻意的留白,寂靜的教室中,充滿了廈門熱烈的陽光,和一句未曾說出的提問,我想我現在還沒能從那種美好的沈默中走出。

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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