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头台上的法国大革命

巴黎刽子手

刽子手，这个散发着恐怖和不详的沉默人物，往往成为其他故事中悲惨角色的无名注脚。但克洛德·库埃尼在这本书中，却将一位法国刽子手作为了主角。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他的眼前，发生在他的断头台上。

为什么会是刽子手

宿命的巴黎先生

在法国，刽子手这项工作像是一项世袭的手艺，父亲把砍头技能传给儿子，儿子又娶其他刽子手的女儿为妻，法国人将在巴黎任职的刽子手，称为巴黎先生(Monsieur de Paris)。这其中，“夏尔·桑松”又是一个在法国延续了两百多年、历经七代人的传奇刽子手家族。

克洛德·库埃尼选择了夏尔·桑松家族的夏尔·亨利·桑松(Charles-Henri Sanson)作为他的主人公，这不仅因为亨利这个人物自身的宿命感：一个一心想要学医，为人减轻痛苦的孩子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他认为的“家族诅咒”，成为了刽子手，甚至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巴黎先生。

这个漫长而揪心的玩笑，在他的内心冲撞出丰富的矛盾。同时，在他对自身命运的恐惧、反抗和困惑之中，这个人物自身的具体性格逐渐超越了职业带来的模糊印象，变得丰富、真实而可以被理解。

其次，还有最重要的时间。

真正让亨利从这个传奇家族脱颖而出，甚至让杜莎夫人专程回到巴黎购买他日记的原因，正是他所处的时代——法国大革命。

在他的断头台上：

已变成公民卡佩的路易十六，最后一次向民众告别：

法国人啊，你们看到你们的国王愿意为你们而死。但愿我的鲜血能换来你们的幸福。我是无辜而死。
亨利的儿子，代他处决了玛丽皇后；
不公正被判处死刑的罗兰夫人，愤而感慨：

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，假汝之名以行！ Liberté,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!
刺杀马拉的夏洛特·科黛以命抵命，这之后雅克-路易·大卫画出了《马拉之死》；

Death of Marat by David
勇敢的女权主义先驱——奥兰普·德古热，最后对亨利说到：

我们不能公开地说话，我们只能公开地死去。可我们只希望拥有和男性同胞同样的权利。
曾经是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丽伯爵夫人，在断头台上绝望地对他说：

再等一下，刽子手先生，只要一下子就好。
将恐怖统治制度化的丹东对他说

我留下的这一切是一个可怕的混乱，他们没有一人有管理的理念。罗伯斯庇尔将会步我的后尘；他是被我拖累的。
果然，信奉“我们有可能错杀一千名无辜者，但为了革命总比漏杀一个温和派要好。”，而施行恐怖统治的罗伯斯庇尔，最终被他的统治工具——断头台反噬；
甚至还有拉瓦锡，他受税务官身份所累，也被愤怒的人民送上了亨利的断头台。
… …

夏尔自1788到1795年一直担任巴黎先生：从法国大革命的序幕，到恐怖统治的终结，他以一种自己无法选择的血腥方式，站在这些曾经的大人物背后，沉默地聆听者死者的遗言，沉默地见证着革命的代价。从这点来看，这本围绕夏尔生平的书，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——断头台上的法国大革命，这个视角充满了鲜血，但也是历史中更加真实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。

恐怖统治

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：

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。它受到美国独立战争（1775—1783）的鼓舞，成为西方民主的开路先锋。启蒙和人权是其最伟大的成果。然而，从同时代的角度看，它不只是给法国人带来了公民的自由权，而且也带来了暂时性（1793—1794）的恐怖统治和大屠杀。直至大革命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（1795—1799），当国内外敌人不再倒转时代的车轮，平静才得以出现。 … 几乎从来没有另外一起大事件能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，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进程，并且在其影响下给西方世界的人们送去了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。

在法国革命中，中庸派是危险的：

整个形势已经失去控制。每个人走在马路上都会感到压力巨大，以至于为了生存下去，任何中庸人士不得不投奔到极端人士那里。为了不让自己惹上中庸的恶名，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日复一日地跟在他们后面鹦鹉学舌。每个人都担心遭到逮捕。”

茨维格在断头王后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法国：

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只向前滚动的圆球。谁领导革命，并想继续充当革命领袖，必须像一个站在球上奔走的人一样，要不断地踩着圆球往前奔跑，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：在这不断向前流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得有片刻驻足不前。这点每个党派全都知道，因此害怕落在别的党派后面。右派害怕温和派，温和派又害怕左派，左派又害怕他们当中的极左翼吉伦特党人，吉伦特党人又害怕马拉党人，领袖害怕人民，将军害怕士兵，国民公会害怕公社，公社害怕各区。恰好是这种各个党派之间传染病似的互相害怕，驱使它们内在的力量去进行一次如此激烈的赛跑；大家都害怕被看成温和派，就是这种害怕心理推动法国大革命，超出自己真正的目的如此之远，而同时也赋予法国大革命那种像激流飞瀑似的突破自身的旺盛动力。其命运是，推翻自己既定的一切休止点，一旦达到目的，又继续向上攀升。

罗伯斯庇尔觉得这样的环境还不够疯狂：

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就会支持我们了，不管是出于信念，还是出于恐惧，我都无所谓。谁现在还想扮演温和派的角色，他可以剪掉自己的头发准备上断头台吧。我们有可能错杀一千名无辜者，但为了革命总比漏杀一个温和派要好。——罗伯斯庇尔

他的革命战友圣茹斯特这样说：

坟墓里人满为患总归要比监狱里人满为患好。——圣茹斯特

在恐怖统治时期，从1974年6月11日到7月27日被推翻的一个多月中，1376名罪犯被判死刑，这期间：

革命法庭对所有控告只有死刑一种刑罚；
颁布的一项新法律规定禁止被告在法庭前辩护。

随着处决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仅夏尔和他的助手都变得麻木不仁，甚至“犯人”也变得麻木。

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在前往断头台的路上抗拒处决。他们已经在被告密的恐惧中生活了太久，现在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死亡成为解脱。

巴黎先生

夏尔·亨利·桑松是一个略带悲情的人，从小立志学医，但还是没能逃脱家族的诅咒，在成为了刽子手之后，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反叛。

他穿一件扣上纽扣的深绿色小礼服。他也参照英国的时尚戴了一顶黑色大礼帽。法国的其他刽子手还在穿着战靴和血红大衣出场，而夏尔却试图以他的服装赋予这份职业额外的尊严。这种尊严应该表明，他并不是一个手拿斧子的屠夫，而是一名司法官。

司法官夏尔的断头台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一个个阶段的象征，他处死了路易十六，接着处死了第一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人士，又处死了代替国王的罗伯斯庇尔…跟随着他的视角，作者展示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动荡，也在夏尔和革命中重要人物，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的相处中，展现他们的个人特质和对革命的看法。

他的生活一直是某种更宏大事物的陪衬，而当革命在巴黎爆发时，亨利也感觉到了某种想要超越自己生活的冲动。

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做别人要我做的事，家庭要我做的事，社会要我做的事，而现在，因为爆发了革命，自由的渴望已经在我的心里点燃。我也想要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夏尔是一个沉默的人，但又有敏感的内心，职业自身带来的成见、孤独和自己内心的冲突依然折磨着他，他找寻着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种痛苦。

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，遇到这种处境使他苦恼。在执行完艰难的行刑之后，回到家里，还要感受这种冷漠，真是不容易。在那些万分沮丧的时刻，夏尔怀念起自己的父亲来。可父亲已经去世多年，于是他到父亲的长眠之处圣罗兰教堂寻找他。最后一排的椅子后面是墓穴。石板上面没写上任何字。可夏尔知道父亲的残骸在其中一块石板下面，他可以在这里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想法。他想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保持平衡的朋友。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一语不发的朋友，甚至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。他不必回答什么，只要在那里就好，有了这样一个人，你就可以想象着和他说话，倾听他的劝告，即便这些劝告也是由那个人自己杜撰出来的。但一个人必须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，可以因此向一条河、一匹马、一只木制十字架、一本日记本或者一棵花椰菜诉说自己的痛苦。唯有你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时，这种痛苦才会保持一种外形，你就像对待一块黏土那样对它进行加工。因为答案也隐含在每一个痛苦里。夏尔深以为然。

夏尔和一位来自暹罗的女子相爱，这个女子的姓名并未流传下来，作者以丹曼莉代称。和丹曼莉的相处，让他从血腥中抽离，获得了些许平静。然而命运的残忍在于，丹曼莉之后也被送上了他的断头台。

夏尔站住，双手支撑在一根柱子上。他听到那扇弧形窗砰地关上，断头铡呼啸着落下，脑袋滚落至柳条筐中。鲜血。到处都是鲜血。他呆若木鸡地站在断头台上，而他爱人的鲜血从没有固定好的厚木板之间飞溅到他的额头上，她的鲜血然后和之前被斩首的其他人的鲜血混为一体。一只狗冲了过来，开始舔舐鲜血。夏尔猛地踢了它一脚。狗狂吠了一会儿，蜷缩着身子走了，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。夏尔还从未感觉到自己离人类竟然如此遥远：被放逐，受蔑视，遭屈辱，身上沾满了罪犯的鲜血，而且毫无希望。他无法逃离地狱。

在这一切之后，这个冰冷的刽子手，也对自身产生了怀疑，逐渐放弃了对命运诅咒的抗争，他不再认为自己对人生拥有选择，陷入了虚无和对平静的渴求：

“爸爸，”亨利说，“你怎么了？” “我把上帝吃了，”夏尔低语道，“可上帝只是一只蘑菇，”他带着一丝遗憾补充道，“只是一只蘑菇。” 亨利离开了那只万花筒。他跪在父亲面前。 “河流是真正的人生导师，”夏尔忧伤地说，“一切都在流动。没有任何东西停止不动。你无法留住河流，亨利。水在你的手中化为乌有。人生就是如此。你在水里漂流，一滴水是没有意义的，可所有的水滴汇合在一起——所有的水滴汇合在一起就具有了意义，可一滴水不起任何作用。你试着注意到河里的一滴水了吗？到最后，任何一切都不再起到任何作用。不管你活得短暂还是长久，永恒只是相对于你在这尘世度过的岁月而言。而到头来，河流也没有了任何意义。” “爸爸，”亨利说，“你为何要这么说？” “死亡是一种解脱，是一切不幸的结束。我们的痛苦不会超越它。它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诞生之前所处的宁静之中。”

历史的小小讽刺

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

1789年5月，对所有的人来说，王国的崩溃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。最近数十年的海外战争耗尽了国王的金库。无独有偶，王后以每次连续数夜的庆典活动肆意挥霍，每夜耗资竟达四十多万镑。更为昂贵的是她为了维系友谊而必须支付的那些养老金。她送给波里纳公爵夫人一百多万镑，送给她的情人三万镑的退休年金，只是为了让他参加她的庆典活动。

国王在一旁无所事事地观望，不，他掉转目光，仍和从前一样犹豫、等待和懒散，唯一专注于自己的业余爱好狩猎以及作为锁匠的古怪激情上，他还设计出了漂亮的门锁。

断头台

在断头台的设计改进上，夏尔听取了一个人的意见，将断头铡改为一把斜口坠下的刀，但之后，这个改进后来用于处决建议的提出者——他是路易十六。
吉约坦博士在第一次向国民议会介绍断头台时，他对机器的优点大加赞赏，并且强调说，藉此可以非常接近于平等和博爱的要求了。这台机器体现了仁爱的行为。它满足了革命的需要，承认了每个人生来平等的主张。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亡，谁也不会受折磨很久。国民议会对这项装置表现出极大的欢迎，但其中，却有一名年轻的律师提出了没有引起任何人关注的异议，他反对死刑，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惩罚，是残暴的封建制度的残余，他是罗伯斯庇尔。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推行恐怖统治，之后也死于断头台上。

Charles-Louis Muller-Victimes de la terreur 处死罗伯斯庇尔
法国大革命中，有人称断头台为“理性女神”。
一个叫玛丽·格劳舒兹女孩子，在夏尔行刑后，会从那里借走大人物的头颅，拿去做蜡像，在她嫁给工程师弗朗索瓦·杜莎，被称作杜莎夫人。杜莎夫人在1847年3月18日，找到了夏尔的孙子，买下了夏尔的日记和断头台，断头台和路易十六、丹东、罗伯斯庇尔一起陈列在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。在购买断头台时，夏尔的孙子提醒他断头台有诅咒，会让他的蜡像馆付之一炬，杜莎夫人并不相信这个诅咒。1925年，杜莎夫人蜡像馆毁于大火，整修三年后重新开张。